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

提議內容或建議事項

走進水族館，看見海豚嘴角上揚、隨著音樂跳躍的畫面，許多人誤以為牠們「正在微笑、樂在其中」。然而，這其實是一個長期存在的迷思。鯨豚嘴角上揚並不代表牠們在笑，而是固定的生理構造。當我們把這樣的外觀解讀為快樂，往往忽略了牠們所承受的真實處境──人工圈養，對鯨豚而言等同於被囚禁。

在自然環境中，海豚是活動力極高的野生動物。研究顯示，牠們一天可游動超過一百公里，並能潛至約五百公尺深的海域覓食。然而，在台灣水族館裡，鯨豚卻被限制在極度狹小、單調的水池中。例如，位於野柳的水族館最大的表演池，徑長僅約25公尺、深度約3公尺；位於花蓮的水族館最大的海豚表演池，周長約104公尺，最深也僅7.2公尺。這樣的空間，與鯨豚原本遼闊而立體的海洋棲地相比，落差極為巨大。

台灣鯨豚研究者指出，將鯨豚限制在人工池子中，本質上就是一種囚禁行為，問題不僅在於空間嚴重不足，更涉及鯨豚複雜而精細的心理與社會需求。鯨豚是高度智慧、情緒感受極為敏銳的社群動物，一旦被人工圈養，便被迫在缺乏自然生態、沒有選擇權的環境中生活，甚至可能遭受同池個體的霸凌卻無處可逃。長期處於這樣的狀態下，鯨豚往往出現刻板行為、免疫力下降與慢性疾病，其壽命與整體健康狀況也普遍不如野生個體。這一觀點亦與 國際動物福利機構在《The Case Against Marine Mammals in Captivity》報告中的科學結論相互呼應。該報告指出，鯨豚這類需要廣大、立體海洋棲地的野生哺乳動物，在人工池或有限水域中無法表現正常的活動與社交行為，並長期承受身心壓力、健康惡化與異常行為等；上述專家意見與國際研究結果，共同構成反對將鯨豚用於娛樂性展示的堅實科學與倫理基礎。

正因如此，逐步淘汰鯨豚展演已成為明確的國際趨勢。目前全球已有多國立法禁止鯨豚的圈養與展演，包括加拿大、玻利維亞、智利、哥斯大黎加、塞浦路斯、匈牙利、斯洛維尼亞、印度、希臘、瑞士與法國等；墨西哥亦於 2025 年通過法律，禁止海洋哺乳動物用於娛樂性展演與圈養，顯示各國正以制度回應鯨豚福利與動物倫理問題。

長期以來，水族館業者常以「無處可去」為由，主張鯨豚只能繼續被圈養展演。然而，國際上早已有多起成功案例，證明鯨豚並非只能終身被困在水族館中，無論是移往海洋庇護所，或在條件允許下野放自然海域，都是更符合動物福利的替代方案。以美國為例，National Aquarium 於 2016 年正式宣布終止海豚表演，啟動將原本圈養個體移往海洋庇護所的計畫；2019 年，兩隻長期被圈養於水族館的白鯨在 Sea Life Trust 協助下，被轉移至冰島的海洋庇護區，以網具圍起的天然海灣中，不再表演、不再繁殖，並能接觸真實海水與自然環境。

此外，韓國亦有具代表性的成功野放案例，政府與研究機構合作，將原本遭非法捕捉、用於展演的海豚，經過復健與野外適應訓練後，陸續野放回 濟州島 周邊海域，並透過長期監測確認其能重新融入野外族群。上述案例清楚顯示，讓鯨豚退出展演、轉往庇護所或回歸自然，並非理想化口號，而是已被實際執行的負責任退場機制，也為台灣提供了具體且可參照的政策前例。

反觀台灣，目前仍僅有三家水族館持有鯨豚。在現行制度下，若僅以罰鍰處理不當飼養或非法繁殖，對業者而言，往往只是營運成本的一部分，無法真正阻止持續繁殖、不當圈養。結果是，鯨豚被迫在狹小的池子中度過一生，而社會卻誤以為「只要有罰就算管理」。

這樣的作法，既無法回應明確的國際趨勢，也無法真正改善鯨豚的動物福利。真正的解方，應是由政府明確訂出鯨豚展演的退場機制，將現有個體逐步移往合適的海洋庇護所，或在專業評估下推動復健與野放的可能性。這不僅是為了鯨豚本身的福祉，更是台灣重新定位自身在動物福利與海洋保育議題上的關鍵一步。當世界已開始反思人類與動物的關係，台灣不應繼續停留在過去。

 

讓鯨豚離開水泥池，走向庇護所、回歸自然，才是真正的進步。

 

利益與影響

推動鯨豚自水族館移往海洋庇護所，對台灣在動物福利、公共治理與國際形象上皆具有正面影響。首先，對鯨豚而言，庇護所能提供更接近自然的生活環境，避免持續繁殖與終身展演，大幅降低長期圈養造成的身心傷害，符合現代動物福利與倫理標準。

其次，對政府而言，明確的退場與安置機制可避免僅以罰鍰管理的不彰現況，減少執法爭議與社會對「罰錢了事、繼續圈養」的質疑，提升政策一致性與公信力。對社會與教育層面而言，從娛樂展示轉向保育、救援與倫理教育，有助於培養大眾對海洋生物的正確認知，而非強化將野生動物商品化的扭曲價值觀。最後，對國際層面而言，跟進歐美國家淘汰鯨豚展演、發展庇護所的趨勢，將有助於提升台灣在動物保護與海洋保育議題上的國際形象，展現台灣願意與全球接軌、承擔保育責任的決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