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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議內容或建議事項

提高法定最低工資

提案內容
調高幅度與時程：建議加快提升法定最低工資水準，例如參採主計總處建議，以物價（CPI）與經濟成長率為依據，今年度合理調幅接近4%，將月薪從現行28,590元調升至約29,700元、時薪由190元調至約198元。長期可規劃至3萬元或以上。例如可承諾未來3–5年每年調幅3–5%，或一次性調高5–10%跨越30,000元大關，然後依公式每年追溯通膨漲幅。
參照指標機制：落實新版《最低工資法》規定，調整幅度應參採CPI年增率、薪資增長、經濟成長、產業結構與貧窮線等指標。建議建立自動調整機制，如最低工資每年追溯前一年度CPI加上合理薪資成長率，確保勞工購買力不斷被侵蝕。
配套措施：為減輕企業衝擊，可分年階段實施，每年幅度有限，或對中小企業與傳統製造業提供扶植。政府可依照製造業補貼方案，由營收下滑企業申請每名全職勞工每月最高910元的基本工資補貼。對一般企業可考慮稅額扣抵或緩繳社會保險費等方式。對弱勢勞工（如低薪族、時薪工作者）可提供現金或租稅抵減。
法律配套：明訂「基本工資審議會」委員結構，強化勞資雙方意見平衡。鼓勵企業與工會進行集體協商，自願實施較高的“企業生活工資”標準，借鑑英、美等國經驗，推動低薪企業自主提升工資水準。

通膨與物價趨勢
過去三年臺灣整體通膨已從高峰回落。2024年全年CPI上漲2.18%，近三年首次回到2%以內；2025年又降至1.66%（圖表1）。由於民生物價穩定，可支撐調高基準工資的空間。經季節調整後，2026年1月CPI僅年增0.69%，連續數月低於央行2%目標。另一方面，全體勞工經常性薪資近年年增率約2–3%，與物價漲幅相仿，亦僅微幅增加。這表示若法定工資不調升，實質薪資易陷停滯。因此，提高最低工資可彌補勞工購買力缺口。

薪資與生活成本現況
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，2024年全國受僱員工月薪經常性薪資平均49,060元，中位數38,689元，年增率分別為2.95%與2.93%。即便算上總薪資（含獎金等）平均也只有64,668元（增4.78%）。若計入生活成本、地方差異，多數基層勞工仍感入不敷出。根據1111人力銀行調查，超過九成上班族自認薪水偏低，對於調高最低工資，52.7%表示支持，僅33.7%無感；大多數勞工認為明年最低工資合理水平約為30,455元。另勞動部調查顯示，新調工資將惠及約173.95萬名月薪勞工與72.98萬名時薪勞工。

國際經驗與研究證據
許多國家同步提高最低工資以追平物價。英國2022年起實施「全國生活工資」，23歲以上約8.91英鎊/時；德國2023年7月調升至10.45歐元/時；日本與韓國分別將最低時薪提高到930日圓和9,620韓元左右。臺灣基本工資也已連續十年調漲，今年第十年調幅為3.18%。這些經驗顯示，政府普遍維護勞工基本生活水準，並透過制度化機制適時調整。學術研究亦發現，合理提高工資有助於減少「薪資貧窮」，並帶來「效率工資」效果：可降低員工流動率、提升生產力和消費力。例如CIER報告指出，提升工資可改善勞工健康狀況與子女教育程度。部份文獻更認為，英國推動生活工資後，企業利潤與工時並未明顯減少，暗示就業影響有限。臺灣研究亦指出，最低工資調漲對全體就業影響不顯著，但能透過「相對於生活費用提升」改善基層所得狀況。

建議漲幅情境與影響評估
考量通膨與經濟成長，高過度調幅恐加重成本負擔，應以漸進分年為宜。以下情境供參考：

情境一（保守漲幅3%）：月薪28,590元→29,450元（+860元）；全年增幅3%，與2026年已通過的3.18%相當。短期內勞方受惠增收約1.1萬元/年，企業人事成本相對微增。
情境二（目標30,000元）：一次調升至30,000元 (+4.93%)，或分兩階段（+3%和+2%）。此方案可實質超過勞工團體提出的29734元建議，進一步接近薪資公秤調查認可的30,455元目標。
情境三（長期漸進）：未來3年，每年調幅3–4%，逐步將最低工資拉高至32,000元以上（時薪超過200元），以反映經濟成長與消費指數。長期成效包括提升基層所得、支撐內需，短期則須留意產業適應速度。
上述各情境均需評估對政府財政的影響。提高基本工資將使勞健保費收入增加，也可能增加政府補貼支出（如勞工保費補貼擴大範圍）。以2023年調升至26,400元為例，當時估計勞工、資方、政府每年分別增加負擔約10.41、191.24、11.17億元（合計約212.82億元）。如果未來漲幅類似，增加的總支出規模可參照這些數據評估。另一方面，勞工所得增加也會促進消費、稅收增長，有助於緩解財政壓力。

利益與影響

社會貢獻與附帶效益
貧窮降低與消費力提升：提高最低工資直接提升低收入勞工所得，縮小所得差距。研究指出，生活工資有助於減少「工作貧窮」現象，使基層家庭擺脫貧困線。所得增加亦會推升消費需求，促進內需市場活絡。
健康與教育改善：收入提高可讓勞工改善生活品質，減少健康負擔。例如過去研究發現，所得升高與健康狀況、子女教育水準均呈現正相關。更好的收入保障能減緩基層家庭壓力，增進兒童發展機會。
工作效率與社會穩定：調高工資可能激勵勞工士氣，降低人員流動與缺工問題，產生效率工資效應（效率工資理論）。此外，健全的最低工資政策有助於提升社會公義感與凝聚力，避免基層勞資衝突。CIER分析也提到，推動生活工資可讓勞資雙方共同分享經濟果實，提高消費動能。
風險與緩衝對策
企業成本負擔：提高基本工資將使企業薪資成本增加。根據以往經驗，適度漲幅可能使中小企業短期內營運壓力上升。為減輕衝擊，可採分年分階段實施，如年度漲幅控制在3–5%以內，並對營運困難的傳產或製造業者提供補貼（例如先前規劃的製造業每名全職勞工每月補貼910元方案）。政府亦可協助業者優化生產流程、提高自動化程度，從根本提升產能。
物價通膨壓力：理論上，工資上升可能傳導到商品服務價格，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。不過當前臺灣通膨率低於2%，物價漲勢趨緩（2025年CPI僅1.66%），可分散升幅對通膨的即時影響。政府可密切監控物價走勢，對必需民生品維持價管或補貼策略，避免第二輪通膨效應。
就業衝擊：部分業界擔心最低工資過快上調可能造成小幅失業。CIER報告與國際研究指出，雖可能出現部分勞工工時縮短或職缺減少，但整體就業影響通常有限。可採用彈性工時與技術進用鼓勵措施，協助中小企業緩步調整。必要時可調整失業保險與職訓計畫，支持轉職與職能提升。
政府財政成本：調高最低工資將增加政府在社會保險、稅賦等方面的變動。有研究估計，此次漲薪方案可能使健保補充保費增收少量，對財政影響不大（同時報導稱約790萬人健保費受影響，平均每月多繳18元）。政府可透過所得稅級距微調等方式，將部分新增稅收回饋給低收入戶，或強化財政紀律以因應必要支出。
綜上所述，提高法定最低工資對勞工收入、社會福利與經濟內需均有明顯正面效益。考量當前物價與薪資漲幅穩健，政府應乘勢修正政策，以合宜幅度逐步提高基本工資水準，同時搭配補貼與稅制配套，確保企業與市場平穩過渡。在充分溝通、逐步落實中，可有效提升基層勞工福祉，促進經濟與社會整體良性發展。